随着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加剧配资app安全吗，中国投资者可能面临更多来自东道国政府征收、歧视性待遇或不公平政策的风险，有关国际投资纠纷的数量和复杂性预计将在未来几年显著增加。
传统上，投资者-国家投资仲裁（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一直是企业应对此类纠纷的主要途径。但投资仲裁所需的冗长的审理周期和高昂的成本促使人们开始寻求更为高效的替代方案。调解凭借其灵活性和成本效益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备受瞩目的新兴选择。
富而德律师事务所中国区争议解决业务主管兼合伙人柳昕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近年来，调解作为一种新兴的投资争议解决方式，正因其低成本和灵活性而日益受到关注。
但柳昕也强调，尽管调解潜力巨大，投资仲裁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占据主导地位。“2025年，投资仲裁仍将是投资者维护权益的重要工具，尤其是中国投资者，我们预计他们将更频繁地诉诸投资仲裁来应对海外市场的挑战。”
不确定性加剧下的投资纠纷风险
柳昕称，2024年被业界称为中国企业的“出海元年”，众多中资企业通过海外投资与并购加速全球化布局。但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正催生新的投资风险图谱。
近年出现的“投资条约退出潮”引发特别关注。自2016年起，印度单方面终止了与多个国家的双边和多边投资条约，试图通过重新谈判建立对外国投资者保护较弱的模式。印度尼西亚、南非、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也纷纷效仿，部分或全部退出既有投资条约体系。印度甚至在仲裁程序结束后，以所谓“欺诈”为由，试图推翻13亿美元的裁决。令人警惕的是，违约风险正向发达经济体蔓延。西班牙因可再生能源政策调整已面临51起投资仲裁，其中27起败诉累计赔偿超15亿欧元。
保护主义抬头进一步加剧了投资纠纷的风险。根据富而德近期发布的2025年仲裁趋势报告，墨西哥新总统谢恩鲍姆上台后推出了一系列具有争议性的改革措施，例如计划禁止露天采矿，进一步增加了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叠加特朗普政府对墨西哥的强硬态度，外界普遍预计，上一届墨西哥政府任期内酝酿的投资诉讼潮可能在谢恩鲍姆执政期间集中爆发，近岸外包的热潮能否持续也面临考验。
柳昕说，随着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叠加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转向东南亚、南美等新兴市场，这使得投资仲裁成为维护权益的关键工具。通过国际投资仲裁，投资者能够对东道国的征收、歧视性政策等违约行为主张救济。
仲裁和调解谁是更优解
根据富而德近期发布的2025年仲裁趋势报告，投资仲裁案件每个参与方的成本平均为600万美元以上的，且耗时通常超过四年。
此外，仲裁“要么胜诉，要么败诉”的二元化结果往往无法满足各方更灵活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下，调解作为一种由中立第三方促成的协商机制，正逐渐成为仲裁的可行替代方案，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柳昕表示，近年来，调解作为一种新兴的投资争议解决方式，越来越受到关注。“调解因其成本较低和灵活性，具有独特的优势。”
根据有效争议解决中心（CEDR）的数据，与动辄数年的仲裁相比，复杂的调解通常可在6至9个月内完成。尽管如此，柳昕指出，调解的成功往往需要一定的外部压力，例如仲裁程序的推进，才能促使东道国认真对待谈判。
过去十年，国际社会对调解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早在2012年，国际律师协会（IBA）就发布了《投资者-国家调解规则》。此后，能源宪章条约秘书处、CEDR以及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中心（ICSID）相继推出了针对投资争议的调解指南和规则。2023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通过了关于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中使用调解的草案条款，进一步推动了调解的规范化。
投资条约本身也在向调解倾斜。研究显示，投资协议中包含调解条款的比例从2004年的0.83%增至2018年的17.4%。例如，荷兰模型双边投资协定（BIT）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明确鼓励甚至要求使用调解。《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与实施（2020年生效）则为调解结果的全球可执行性提供了法律保障。截至2025年，该公约已有57个签署国和17个正式缔约国，包括中国和美国。ICSID的调解规则也与《新加坡公约》接轨，确保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力。
柳昕表示，他乐于见到调解在保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权益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未来几年内，投资者-国家仲裁仍将是争端解决的主流方式。
柳昕解释称，全球已有超过2000个双边投资协定，中国对外商签的投资协定也超过120个，这为投资者通过仲裁维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仲裁裁决的执行力是其核心优势。例如，ICSID裁决在158个缔约国具有与法院判决同等的效力，投资者可通过执行东道国资产获得赔偿。
值得注意的是，仲裁与调解并非对立关系。柳昕建议投资者采取“以打促谈”策略，即将投资仲裁作为推动东道国进行和解谈判的手段。“在推进案件程序的同时，与东道国持续谈判，并选择有利的时间窗口达成和解。很多时候，通过结合投资仲裁与和解谈判，投资者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妥善解决争议。”他说。
企业在工具箱中如何选择
面对日益复杂的投资纠纷，企业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解决路径。
柳昕表示，和解谈判与投资仲裁各具优势，并且在实践中常常结合使用。特别是通过《新加坡公约》等国际公约进行的调解，由中立调解员主导达成的协议在公约的缔约方均得到承认，能够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但具体选择策略应当基于争议发展阶段和企业商业目标综合考量。柳昕建议，对于初发性或潜在争议，尤其是企业希望维持与东道国长期合作关系的场景，调解因其程序灵活性成为优先选择。对于投资条约未充分覆盖的争议（如税收问题），调解的灵活性也能弥补救济措施的不足。
反之，当发生重大权益侵害，如企业资产被完全剥夺，无法且无意继续在当地市场正常运营时，获得赔偿可能是更优先的目标。通过仲裁，企业能够追求明确的赔偿目标，借助裁决的强制执行力维护权益。
以拉美地区的矿业投资纠纷为例，柳昕称，中国企业在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矿业投资争议原因较为复杂，包括政府撤回开采许可、高额征税及遭受当地武装组织袭击等多重风险。选择调解还是仲裁，将取决于具体的争议情况。
但他强调，东道国对调解的兴趣和配合度往往取决于两个前提条件：企业的诉求是否有法律和证据链支撑，以及是否展现出通过仲裁维权的坚定决心。缺乏这两个要素，调解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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